2026年7月27日，检察日报《何以代表》专版刊发《千年莫高窟，何以永续留存？ 甘肃：推进修法应对石窟保护新问题 》。
《检察日报》截图
千年莫高窟，何以永续留存？
甘肃：推进修法应对石窟保护新问题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鸣沙山东麓、宕泉河西岸，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连续修建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的佛教石窟群，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当前，敦煌进入旅游旺季，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涌向宕泉河畔的崖壁，争相目睹莫高窟的千年神韵。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莫高窟时强调：“要十分珍惜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坚持保护优先的理念，加强石窟建筑、彩绘、壁画的保护，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保护水平，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代代相传。”
如何回应这份期盼？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给出的答案是：历经三年调研，今年9月拟审议修订《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用刚性法条筑牢法治屏障。
全球气候波动
给莫高窟保护出难题
莫高窟的治沙史，是几代敦煌人与风沙赛跑的历史。
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副部长汪万福带记者登上窟顶断崖。只见方圆1.2公里的戈壁滩铺满砾石，周围鸣沙山上覆盖着近200万平方米的草方格，像给流沙穿上了衣服。“这是1990年铺的尼龙网，材料不错，设计寿命15年，我们用了30多年。”顺着汪万福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崖缘那排“A字形尼龙网栅栏”。汪万福说，眼前看到的变化，是80多年来，一代代“莫高人”接续治沙的成果。
依托“三北”工程，敦煌近十年治理沙化土地35.95万亩；窟区年积沙量较上世纪80年代减少85%以上，从约3000立方米降至不足100立方米，“洞口被埋”已成历史。但威胁丝毫没有消除。全球气候波动带来的极端沙尘和偶发强降雨；高密度参观带来的温湿波动、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及鞋底尘携入，都影响着洞窟内的微生态。
“酥碱相当于壁画得了癌症。”汪万福说，“环境一旦失控，盐分反复溶解结晶，地仗层酥软粉化，极易复发。这不是修修补补能救的，必须从‘出了问题再抢救’转向‘用监测预警’。”
三年深度调研
人大常委会破题
“约20%的洞窟面临酥碱类病害风险，这是调研中最揪心的问题。”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综合处一级调研员石立群说，《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是甘肃省首部文化遗产地方性法规，当年就把“保护优先、科学定容、分区轮休、限制人数”写进了法条，为莫高窟撑了20多年的法治保护伞。“但随着新时代文物保护工作要求的不断提高，以及石窟寺保护技术、管理体制、文旅融合、数字化建设等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现行条例部分条款已难以完全适应当前保护利用工作的需要。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决定自2023年起开展三年深度调研。”石立群说。
问题倒逼修法。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综合处处长于渤坦言：“此前《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侧重宏观禁限，很难涵盖今天的科技保护实践。这次修法，有望把‘预防性保护’与‘数字化管控’写进法条。”
今年5月，在甘肃省文物局网站公开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新增“预防性保护”专条，要求管理机构“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加强巡查与专项检查，开展文物健康评估”；将“开放管理”法定化，规定“根据文物保护需要动态调整开放洞窟，科学设定游览线路”——让数据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开放依据。
精准保护
检察实践为修法提供参考
记者注意到，在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建设控制地带”的规定发生变化——“其范围由省政府确定并公布”的模糊表述，被具体边界范围所取代，明确莫高窟的建设控制地带范围为千佛洞戈壁及其东西两侧山体，并具体描述了四至边界。
这一变化的背后，是三危山下的一场“拉锯战”。曾经有5家石料厂长期在建设控制地带，炸山采石、乱挖乱堆，震动与粉尘影响着莫高窟。尽管有关部门多次作出处理，但违法问题无法彻底解决。
敦煌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凯军解释说：“不是企业不守法，而是企业办证、开采是在保护条例颁布生效之前，保护红线是后来划定的。而且文体、自然资源、应急、生态4家单位都无权直接关停。”
于渤说，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破局，不是再罚一次，而是把4家单位拉到一起，以公开宣告检察建议逼出一份带时间表、带安置举措的《关闭退出实施方案》。虽然个案办结了，但“合法审批与保护红线”的制度裂缝还在。这也正是《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修订要啃的硬骨头：把空间管制的前置联审、跨部门责任的法定链条、建设控制地带内既有产业的分类退出路径，从“协调默契”升级为“法条硬约束”。
数字空间的“保卫战”同样关键。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新增条款，明确“数据信息、文物数字资源、数字化产品、文化创意产品”依法享有知识产权。2025年4月，敦煌市检察院与天水市麦积区检察院签订《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检察司法保护合作框架协议》。同年11月，针对多家电商平台售卖《“画”中有话：敦煌石窟百讲》盗版书刊的侵权行为，敦煌市检察院迅速组建专班，在查办案件的同时督促平台下架侵权商品；推动相关部门排查经营主体14家，对4家下达整改通知，实现“发现一处、整改一片”的效果。
于渤表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践。正是这些具体的司法案例，为《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修订提供了最坚实的事实基础和最迫切的修法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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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万福：
敦煌保护与自然保护密不可分
电脑屏幕上，一帧显微影像令人心惊：在被放大了300倍的画面里，一只昆虫腿上密密麻麻布满的倒刺，正从壁画表面刮下沙石微粒。
“看似不起眼的昆虫，一旦落下，就会在壁画上留下划痕、带走渣土。”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副部长汪万福指着屏幕向记者介绍。自1996年莫高窟首次发现蛾类成虫起，他便将工作重心从“被动修复”前移至“预防性保护”，用仿生学与高速摄像还原损伤机制。
1998年，莫高窟第98窟壁画表面长出白色菌斑，鉴定结果竟是大肠杆菌，DNA特征直指人为活动。“人流量大，湿度就高，微生物便乘虚而入。”那次发现让汪万福意识到：文化遗产保护与自然保护密不可分。
“酥碱是壁画的癌症。”他说，环境失控会导致地仗层酥软粉化。为此，他主导建起莫高窟区域大环境—窟区、小环境—洞窟及微环境三级实时监测预警平台；当洞窟二氧化碳含量超1500ppm、湿度超62%即触发预警，必要时闭窟。如今，莫高窟日接待量严格控制在6000人以内，哪个洞窟开放，全由数据说了算。
“莫高窟最大的威胁是风沙流，几代敦煌人都在与风沙赛跑。”汪万福说，他进入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崖顶固沙。那时，莫高窟年清沙量有三四千吨。经过几代人近80年的努力，莫高窟身后，方圆1公里的沙漠已经被固化，窟前积沙量削减了85%以上。
敦煌研究院统筹莫高窟、麦积山、炳灵寺三处世界文化遗产，东西跨度1600余公里。风沙、洪水、生物等因素的叠加，使保护难度越来越大，预防性保护愈发受到重视。汪万福在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文物保护法时提出诸多建议，推动预防性保护入法，呼吁确立“文物DNA”，让普查、追索更加精准。
“敦煌不是孤立的展品。它与沙、与水、与人共生——立法把这套共生关系理清楚，才是真正的保护。”汪万福说。
陈天竺：
在字里行间守住敬畏
“敦煌文化本身已经足够动人，它不需要我们添油加醋，更不需要为了流量去‘重塑’它。”近日，全国人大代表、读者杂志社总编辑陈天竺在接受采访时，谈起编辑《读者·敦煌号》时的一个插曲。
陈天竺回忆，在一篇讲述壁画保护技术的文章中，初稿用了“复原”一词。“看起来理所当然——壁画破了，修好它，让它‘复原’。但在校对环节，我们卡住了。”她说，有编辑敏锐地指出，在文物修复领域，“复原”暗含“恢复到最初状态”之意，但这在莫高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历经千年，颜料、地仗早已发生不可逆的变化。我们能做的，只有‘加固’和‘延缓损毁’。”她解释道，专业的做法是使用最稳定的材料，把正在剥落的颜料固定住，把扩大的裂隙收窄，让壁画在现有状态下尽可能长久地留存。为了确保用词准确，团队反复核对资料，斟酌了整整两天，还专门请教了敦煌研究院的专家。
“敦煌研究院的专家表示，‘复原’一词在文物保护语境中存在歧义，专业规范的表述为‘现状保存’‘保护修复’，应避免使用易引发误解的词语。”陈天竺说，这不仅仅是一个词的修正，更是对职业操守的遵循和对历史的敬畏。“出版人对‘准确’的坚守，从来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一个词的偏差，可能就是对千年文明的一次误读。”
今年9月，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拟审议修订《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并为制定《甘肃麦积山石窟保护条例》展开深入调研。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陈天竺将这种对文字的校准、对历史的敬畏延伸到了代表履职中。
“让敦煌从岩壁上走下来，走进人的心里，每一步，都必须是它本来的样子。”陈天竺说，“法律把‘保护第一’这道门锁死，我们才能在文字里、在传播中，守住‘不媚俗、不误读’的底线。”
姜晓琴：
把敦煌“寄”给世界
“现在正值旅游旺季，每天要寄出大量明信片。”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甘肃省人大代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省敦煌市分公司揽投部经理姜晓琴拿起印有飞天图案的明信片说，一枚枚“敦煌莫高窟”纪念邮戳在此盖下，随信笺寄往世界各地。
作为土生土长的敦煌人，姜晓琴在邮政一线多年，对敦煌文化热度有着切身体会。继1996年发行《敦煌壁画（第六组）》邮票后，莫高窟题材时隔24年推出新作。此后九色鹿、彩塑系列相继发行，敦煌元素又多次出现在特种邮资及文创选题的视觉语言中。
“邮票是世界‘通用货币’，也是行走的‘国家名片’。”在姜晓琴看来，遍布景区的6个主题邮局不仅是旅游打卡点，更是将敦煌文化寄往全球、送到游客掌心的枢纽。
常年奔波在一线，姜晓琴不仅熟悉每一条投递路线，在忙碌的间隙，她还把同行们关于“小区禁入、无处歇脚”的吐槽认真记下，带到了人代会审议现场。在相关部门推动下，如今在敦煌，不少小区都开通了“快递友好通道”，劳动者驿站也多了起来，曾经梗阻的“最后一公里”顺畅了。
2020年全国最佳邮票评选颁奖活动在敦煌举行后，邮件量暴增，姜晓琴和同事连轴转了近一个月。“一枚小小邮戳能让全球邮迷惦记，文化传播的热度可见一斑。”她自豪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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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修订）立法调研座谈会在敦煌研究院举行。
目前，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拟审议修订《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姜晓琴说：“邮政不仅是搬运工，更是文化的‘信使’。”她建议进一步规范敦煌市的6个主题邮局建设，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寄递效率，让这张“国家名片”更精准、更鲜活地抵达每一位收信人手中，使敦煌之美走进更多寻常百姓的案头和心间。
杜永卫：
千年彩塑需活态传承
“红柳作骨、麦草为筋，层层塑造、精心彩绘——这套工序急不得，也省不得。”在甘肃省敦煌市莫高镇莫高里工匠村，甘肃省酒泉市人大代表、敦煌彩塑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杜永卫摩挲着湿润的泥胎说。1977年，17岁的他因美术功底出众，被选中进入敦煌研究院，师从雕塑家孙纪元。
“师父传下的不只是手艺，更是一种敬畏——守住匠人底线，手艺才能代代相传。”1983年从中央美院深造归来，杜永卫编撰了《莫高窟彩塑艺术》，并提出用玻璃钢复制彩塑，解决了彩塑文物出国展览的难题。
“我们是幸运的，2000年后为保护需要限制进入莫高窟，我们成为最后一批能实地临摹的人。”杜永卫感叹，古代匠人将技艺与情怀融入泥胎，因此彩塑是有温度的生命体。他通过残损处的草秆推断古人用芦苇捆扎骨架，证实黏土源自本地。这些细节，不亲手摸过、亲眼看过，永远不知道。
2007年，敦煌彩塑制作技艺入选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承的重担落在杜永卫肩上。眼见古法技艺日渐式微，2018年，他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变卖家产，投入近千万元，将莫高窟山下的一处荒废旧址，打造成集研究、传承、研学于一体的莫高里工匠村。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但我知道，只有让技艺走出洞窟，那份独属于手工的‘神韵’才能活下去。”如今，工匠村成了敦煌文旅新地标，不仅盘活了周边乡村业态，还带动了村民就业增收。
谈及《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修订草案，杜永卫建议：“在坚守‘保护第一’的前提下，法规应明确扶持民间研修基地。”他坚信，唯有让民间力量向阳生长，千年彩塑才能真正扎根民间，实现生生不息的活态传承。
（本报首席记者谢文英 全媒体记者南茂林）
